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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通過十余年的技術攻關建立了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可視化抗原宏陣列雜交瘤快速篩選技術”，并依托此技術建立了主要人畜共患等病原微生物單克隆抗體識別庫及快速檢測產品，庫容達到 3000 余株，獲得專利授權 30 余項，為病原微生物的快速、精準檢測奠定了基礎。

中山大學《病理與健康》本科生通識課程已歷經13年建設歷程，針對我校不同學科不同專業(yè)本科學生的特點，運用新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和手段以及素質教育，逐漸形成了自身特色，教學效果明顯。

多發(fā)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和三陰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TNBC)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腫瘤類型，據(jù)之前統(tǒng)計和預測，2018年僅在美國兩者合計有大于7萬例新增病例，并導致超過1.6萬人死亡（American Cancer Society 2018 Facts and Figures）。MM起源于惡性漿細胞增殖, 而TNBC則是一種由缺乏雌激素、孕酮和HER2受體導致的對大多數(shù)激素療法具有耐藥性的高度轉移性乳腺癌。盡管MM和TNBC在生理表現(xiàn)或目前的藥物干預方面沒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但它們都依賴于26S蛋白酶體功能來維持正常的腫瘤生存。這一依賴性也成為了TNBC和MM的“阿喀琉斯之踵”。FDA已經批準bortezomib、carfilzomib和ixazomib等數(shù)個蛋白酶體抑制劑以治療MM，但這類藥物的使用通常會導致癌癥耐藥性與復發(fā)，最終使治療失敗，因此亟需開發(fā)克服耐藥的新的治療方法。  26S蛋白酶體在其不同的亞基上有>300個保守的磷酸化位點，但參與相關修飾的激酶和磷酸酶還遠未獲得充分研究。美國UCSD的Dixon課題組之前研究發(fā)現(xiàn)雙特異性酪氨酸磷酸化調控激酶2（DYRK2）是一個蛋白酶體調控激酶（X. Guo et al., Nature Cell Biology 18, 202-212 (2016)）。它磷酸化蛋白酶體RPT3亞基上的Thr25位點，增強蛋白酶體活性；抑制這一磷酸化過程則顯著降低蛋白酶體活性，進而導致TNBC小鼠異種移植模型中腫瘤細胞周期進展受阻、生長減緩（S. Banerjee et al., PNAS 115, 8155-8160 (2018)）。本工作驗證了蛋白酶體調節(jié)因子DYRK2作為多發(fā)性骨髓瘤和三陰性乳腺癌的治療靶標的可行性，并報道了一種高效、高選擇性的DYRK2小分子抑制劑，在細胞與動物水平驗證了該分子的抑癌作用。由于使用了抑制蛋白酶體調節(jié)因子這一新穎的機制，該小分子抑制劑可以克服多發(fā)性骨髓瘤和三陰性乳腺癌對蛋白酶體抑制劑產生的耐藥性。該工作表明靶向26S蛋白酶體調節(jié)因子有望成為針對多發(fā)性骨髓瘤和三陰性乳腺癌的新治療策略，為克服腫瘤耐藥性難題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雷曉光、肖俊宇課題組正在與北大人民醫(yī)院路瑾醫(yī)生的團隊緊密合作，進一步積極推進針對臨床中多藥耐藥的多發(fā)性骨髓瘤的轉化醫(yī)學研究與臨床前候選藥物開發(fā)。

凋亡囊泡可以維持體內間充質干細胞（Mesenchymal stem cell, MSC）及骨組織穩(wěn)態(tài)；并首次以骨質疏松為例提出干細胞來源凋亡囊泡作為新的生物治療手段用于治療疾病。

課題組首先開發(fā)雙靶向探針通過共識別循環(huán)腫瘤細胞用于嗜鉻細胞瘤的早期診斷。利用間碘汴胍 (MIGB)功能化的磁珠作為捕獲探針和奧曲肽(DOTA)修飾的信號探針，通過與甲腎上腺素轉運體(NET)和生長抑素SSTR2結合，實現(xiàn)全血中PCC-CTCs的精準捕獲與檢測，同時為嗜鉻細胞瘤早期診斷提供實時、特異生物標志物和治療靶標。